回忆我的“叔爷”贾植芳

　　我小时候就老听家里人提到“叔爷”，那时候他们说上海爷爷如何如何，我心里纳闷儿：怎么还有个上海爷爷？妈妈说是你外公的弟弟，是复旦大学的教授――贾植芳。

　　第一次见到上海爷爷，是复旦的录取通知书下来，爸妈送我去上海。他们在火车上商量，要去先看看叔爷，我想这次总算能见到传说中的上海爷爷了。

　　“叔爷”很喜欢看书，书桌上餐桌上都堆满了书，更不要说客厅和卧室的墙壁上也都是满满的书。家里有那么多书，还是要不停地买，好几次我在书店里碰见他。记得我读本科的时候，6个人一个寝室，我不喜欢群居生活，经常不耗到熄灯不回去，就经常整晚泡在书店里。有一次我在复旦正门里面的新华书店站着看《罪与罚》，正看得入迷，发现“叔爷”走进来了，我吓了一跳，正怕他问我怎么那么晚还不回寝室，没想到他拿过我手中的书，看了下书名，立刻露出赞许的表情，说：“《罪与罚》这本书我也是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……不错，你继续看吧，我随便转转。”然后很高兴地转身走了。

　　大一大二的时候，我刚开始一个人在异地生活，还有些不适应，所以经常会去“叔爷”家享受一下家的温暖，吃吃桂芙姨做的山西腐乳肉，饭后喝着茶，听“叔爷”讲他那个年代的笑话，其实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不太懂，加上他耳背得厉害，又拒绝带助听器，别人讲话要喊出来才行，所以日常沟通还是挺困难的，但我就喜欢坐在那儿，听着他的声音，感受着书香茶香和饭菜香的温暖。

　　我毕业后在上海做了图书编辑，工作很累。一次我去看“叔爷”，提到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，他说：“不要把出版当做职业，要当做事业来做。”之后，每当我在一堆稿子之中疲于奔命快撑不住的时候，就会想到“叔爷”的这句话。

　　最后一次见“叔爷”是出国前，那时签证已经通过，行李收拾好了，在上海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再去看一眼“叔爷”。我当时隐隐有种感觉，可能这就是一个告别了。“叔爷”还是如常坐在他平常坐的椅子上，我说我手续都办好了，明后天就要回北京然后去美国了。他没有表现出什么意外，还是如常的和我们聊天，最后告辞的时候，他拉着小金的手说：“小金，你比她大三岁，你要好好照顾她……”我听了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他平时开玩笑天马行空，可有时候随便说一句话，就让人特别感动。

　　关于“叔爷”，我有几件事情一直后悔。第一件是，我到美国第一天，就一直想把我去哪里玩的照片做成明信片寄给“叔爷”，并且给他写信讲讲美国的见闻，可我最后老是被一些所谓的琐事干扰，一直没能寄出。

　　第二件是，我通过“叔爷”的介绍，策划了很多书，包括朱东润先生的著作，包括《胡风家书》，可是我一直没能帮助“叔爷”的书出版。去年8月，有一个作者和我联系，他做了一套丛书，其中一本是“叔爷”的作品集，我当时已经在报选题了，可是后来还没来得及最后落实，我就不得不匆忙辞职办出国手续了，所以为“叔爷”出书做一分努力的想法最后也没有实现。

　　第三件是，9年来，“叔爷”每当有一本著作出版，就送我一本，签上题字。我出国前整理行李的时候，发现光是这些题字的书，就有十几本之多。我把它们都收到了一个整理箱中，准备运回北京家里。可是没想到，在搬家途中，因为我们自己看管行李不慎，整箱书都不翼而飞，一想到他哆嗦着吃力地翻开扉页一笔一划地书写的情景，我就后悔莫及。幸好北京家里原先还存有几本。

　　最让我感到内疚的是，在相处的这9年中，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太多，在好几次人生的关口处给我提携，我对他的付出相比之下却少得多。我不想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怎么做，因为机会不是没有而是太多，都被我轻易放过，我只想深深地忏悔，祈求原谅。

　　我要对“叔爷”说：“‘叔爷’，你累了。坐了一辈子监狱，从日本人国民党到解放后的监狱都坐过了，生活给你的磨难太多，享受太少，现在就抛开一切重负，好好休息吧。”

　　照片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(1916-2008) 夏云鹏摄